开放思想

迄今为止安妮宝贝一共出了四本书：两本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一部长篇小说《彼岸花》；最近的一本《蔷薇岛屿》在制作上取法的则是台港“行走文学”的样式，收录的是她在越南的旅行笔记——不是一般的介绍当地风物的“行旅”，而是贯注作者强烈主体意识的“心旅”，文字中间且配上了精良的摄影图片。作为一位备受市场欢迎与肯定的作家（1），基本上，安妮宝贝应该算是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言情小说“品牌”作家。继琼瑶、亦舒之后，我们的文化市场终于也出产、拥有了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都市男女爱情小说作家。不过，安妮宝贝可能会不满于只称她为“言情小说家”，在她每本书的序里，安妮宝贝一再强调她关注的是“灵魂”，“人性的虚无、绝望”等等，在这一点上，安妮宝贝的志向实在是比她的前辈大得多，她宣称她的写作是为了抚慰读者的“灵魂”，“写作的本质就是释放出人性”（2），相比之下，琼瑶、亦舒从来不曾具备这种探掘人类灵魂的雄心，她们至多是说希望写个好看的故事，给现代读者单调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安妮宝贝既是某些时尚杂志如《女友》、《花溪》、《城市画报》的专栏作者，她的小说也曾出现在中国严肃文学的代表杂志《收获》上（3），正是在文学位阶的模糊上（通俗作家？严肃作家？通俗内容严肃主题？通俗主题“纯文学”姿态？），安妮宝贝呈现出转型期文学、文化场域变化的一些饶有意思的征象。

安妮宝贝属于网络成名转向纸质媒体发展的作家。英雄不论出身，不管纸质还是网络，都有可能产生好文学。我们没有必要在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毕竟它们使用的是同一语言，分享同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假定；在多大程度上它们能够突破成规，提供出文学特有的感性洞见，这才是衡量好坏文学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以发表和传播载体的改变而不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特定的网络社区所型构的文学社会学中，网络文学的读者，也就是“网民”们的阅读习惯、审美口味、价值取向——这一切都会体现在他们迅速即时的bbs回应上，必然会促生出属于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更确切地，这一标准或许不能说是“文学”的，网上的发贴多半随心所欲直抒胸臆，很难要求他们用专业研究者的眼光在文学史的参照系中对作品的文学价值给出定位，但是，正是从这些零乱芜杂的随感式评论中，一种特定的取舍范围，文化气氛正在形成，而这一网民群体不容忽视的购买力也早被敏感的商家看中，他们的文化品味必然会影响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文化市场的调整与重组，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他们作为力量之一，促使新的文学、文化场域的生成。在这个新场域中，不同的作家所占据的位置，所分配到的文化资源与拥有的象征资本也必然发生位移、调整与变动。虽然安妮宝贝声明“不留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时期，它只是一段过程，已经结束了”（4），但是她的声名的浮现、她最大的读者群，她在这个新场域中赖以维系的象征价值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无不与网民——在上网所费不赀的时候，网民是“小资”的别一身份标识（5）——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安妮宝贝本人也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她既是“小资”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参予与建设者。

“小资”虽然业已成为近年来的流行语之一，但是它的具体所指却可意会不易言传。它有一些社会学的阶层概念，但又不是严格以经济收入来定义，而更多地指向了某种“生活”的“文化”品味、情调与氛围。这样介乎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用法倒是和革命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有几分异曲同工，在革命时代，“小资”除了是经济地位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一类，又经常被用来批判知识分子的 “多愁善感”“脉脉温情”等和革命要求不相符合的个人情感与意识（6）。商业时代的大众传媒巧妙地继承、挪用了这个身具经济与文化双重意味的概念，经过新语境的改造、加工与翻转，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个颇具生产性与集聚性的核心能指。围绕着这个能指，一系列关于衣、食、住、行、工作、娱乐、文化活动等生活方式的引导与指示得到了某种标识。

“小资”这个称谓以及相关的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并开始流行表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的大众文化也开始迈向了“精致”，不再只是色情加暴力以及政治窥秘的小报、地摊读物的流行，而是一种更“有品质”的精致流行文化的出现。而这一精致流行文化的发育与成熟，除了受发达世界流行文化的引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我们时代与社会文化发展所特有的印痕。我在前面说，安妮宝贝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品牌流行作家，不是戏言，从她的身上，我们正可观察到八九十年代的“纯文学”、大众文化、社会发展是如何养育与成就了她。

安妮宝贝的小说多半围绕城市男女爱情展开，然而我最后把它定位为通俗文学的原因不在于它偏向于“言情小说”的文类，虽然这个文类经常被主流男性批评家诟病为小情小爱，但是题材的选择不一定妨碍形式的精良与主题的深刻，典型的例子如张爱玲，她对“言情小说”文类的喜好使她坚持使用这一文类的框架，但是她的运用意象的巧妙、技巧的圆熟以及她对一般言情小说所展现的普通男女爱情的拆解又往往颠覆、超出了这个框架，使之达到了严肃文学的水准。安妮宝贝的小说初看上去似乎也具备了这些特质，她的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叙述风格是杜拉斯式的跳跃的短句，爱情的内容也不是琼瑶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模式，而常常以“破碎、离开、告别”为收束，再加上文中不时出现的哲理式警句：诸如“长期的理想是可以某天突然的消失，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包围着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绝对的空虚，所有的产生，消耗，都是为了消失……”（7）使得她的小说外表甚至于充满了现代主义风格。但是，我所说的文学位阶模糊，其中一个含义指的就是在消费性的后现代文化环境中，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之间日益相互渗透与挪用所产生的界限模糊，诸如严肃文学对通俗文艺样式巧妙利用的“以通俗反通俗”，或者是通俗文学对严肃文化的借调给自己添饰的“品味”。安妮宝贝小说外型上的现代主义风难掩其内质的匮乏。她的小说与台湾另一位言情小说家苏伟贞一样拥有一位“欲力强大冷凝寡欢”（8）的女主角，她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感情期盼又不能相信，兀自上演着一幕幕既给女主角带来伤痛又不乏自得其乐的都市爱情剧。男女主角开始于一场邂逅（邂逅场景的新元素是网络，当然还有都市符码少不了的酒吧），气质上的互相吸引（这吸引经由网络“心有灵犀”的聊天或是观察到的衣着细节，良好品味，都市冷漠颓废之“性感”而展现）使得男女主角开始靠近，可能会发生性关系可能没有，但是多半不了了之，因为女主角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又热烈又冷静的特质，她乐于沉缅于一段“都市夜归人”的互相取暖，但似乎深知此类爱情的不可靠，于是最后她总是清醒决绝的离去，并发出自艾的喟叹：“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是能够深深相爱的。也许他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用一生的时间兜了个大圈子，却依然不能与他相会。”（9） “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人，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离开。“（10） “只是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可是，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身。“（11） “一场沉沦的爱情终于消失。”（12）但是，安妮宝贝几乎没有解释女主角的性格特征与对爱情的悲观态度其来何自，环境如何培育、发展出她这种特质，由于一开始女主角的特质就是一个给定的事实，都市并没有与之形成一有机的互动，都市场景只是一个布景，中间的爱情也不过是一场在其间自虐虐人，自娱自乐的表演，类似于一华美的MTV，提供了符号、影像以及情调、气氛的消费，但没有提供思考的启发，基本上是一自我循环封闭的展现，而不是层层深入剥茧抽丝的挖掘。间或安妮宝贝会给出一个模糊的说明，例如女主角不和睦的家庭、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幸的童年等等。这些既定的“宿命”成了女主角性格无可推卸的原委。长篇《彼岸花》中，故事经由乔与南生、两个有着相同个性的女子的两条线索的展开显得丰富了一些，安妮宝贝没有明确说明这两个人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她有意识地让二者构成一种互为镜照的关系，或许南生是乔创造出来的电影，也可能乔是南生笔下的小说，这样，经由南生命运的演示，我们可一窥南生或乔目下疏离、幽闭、自我、虚无性格的来由。但是，父母双亡，家庭不幸再次成为女主角一生命运的原动机，目的只为了铺陈南生与林和平纠缠晦暗的“孽缘”与乔淡漠犬儒的虚空，女主角的各种反应似乎一开始就由她的“命运”注定了，之后再也没有成长、救赎的可能，彼岸花与此岸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桥与路。

在故事相对单薄（既没有琼瑶的起伏跌宕，也没有亦舒的跳挞俐落）的情况下，安妮宝贝仍然吸引到为数众多的读者，这不能不归功于她小说话语层面的营造功力，她成功地在人物、叙述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构造出了一种召唤性的身分认同，也就是，四面彼此呼唤的镜像。安妮宝贝的小说叙述者—作者与人物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情感投射与认同，作者绝不比人物高（13）。这也是言情小说成功的关键之一，并不象一般对大众文化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所想象的通俗小说只是作者拿一些煽情故事来糊弄普通读者，事实上，一个成功的通俗小说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态度毋宁说是相当真诚的，如果叙述者—作者与人物不是有相当一致的情感、价值取向，读者很容易觉得他在受愚弄，琼瑶对轰轰烈烈爱情的信仰与亦舒中产阶级女性的爱情观都是非常真诚地呈现在他们的小说中的。（与此不同的是，张爱玲则在她的类言情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游走于各种视角提供出反讽声音的叙述者。）更具体地说，安妮宝贝话语层面所营造的认同感包括两个方面：一、精神情绪的把握。她相当敏感地捕捉到都市白领的一种情绪与心态，一种疲倦、飘忽、不安定感与冷漠症。这些情绪经由散片式的叙述流与喃喃自语的类哲理议论得以成功散发，安妮宝贝将这种情绪的由来归之于“宿命”或“人性”“灵魂”的“甘美与脆弱”。显然，安妮宝贝对此类情绪的解释是相当非意识形态的。（她的解释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采取大众文化对社会问题不看或“看不见” 的策略；也有可能她受八十年代的思路所影响，文学一律向“人性”求答案，而不去考察这种人性是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培育、发展出来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所做的是“抚慰”，读者阅读小说未必会去深究来龙去脉，他们在小说所唤起的情绪氛围中得到了沉浸与共鸣，视安妮宝贝“于我心有戚戚焉”，从而在安妮宝贝程式化小说所唤起的悲情中一遍遍释放自恋与自怜。二、大量的消费符码所构造的身分政治。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很多对“品味”的貌似不经意实则颇门槛精的书写，这一品味由衣着的细节、espresso咖啡，哈根达斯冰淇淋、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等等组成。这一品味构造的身份政治所流露出来的“势利”至少可以追溯到亦舒——这位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大陆市场，对当代众多流行小说女写手有着巨大影响的祖师奶奶。亦舒笔下的中产阶级女性看起来比琼瑶时代的女性有了不少进步，不再只是一心扑在爱情上拿这个作为女性证明自我存在的第一要务，她们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然而仔细阅读之下，这些小说仍然不过是郎才女貌的现代翻版，再怎么学历高有知识的女性寻求的仍然是有良好经济基础，英俊、有品味的男性，她们的目光从来不会旁落到“专业人士”身外，强烈的身份意识使得她们很难寻觅到符合她们理想标准的伴侣，也因此时常发出美好爱情难得的喟叹。这个喟叹，是深具阶级意味的。在对“品味”的捕捉与点染上，安妮宝贝继承了亦舒的“炬炬目光”，直白一点，——就是“势利眼”。不客气地说，她与她的读者群中的部分“小资”是颇为势利眼的，只不过他们未必会自觉到这一点。

在某种程度上，安妮宝贝特别象是八、九十年代陈染与九十、零年代消费文化奇异媾和的产物，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式对“个我”形而上关注的“虚无”、“绝望”，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实际的所谓“优雅”物质、品味、情调的艳羡与享受，在这喃喃自语的“虚无”与不厌精细的“品味”之间所呈露出来的自相矛盾与裂隙，叙述者—作者从来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广阔的社会现实、不同人群的生存境遇、公民权利的争取，全都不再进入作者的视野。这也是当下文学的状况，当社会现实被抽空后，文学似乎就只能在二者之间摇摆，不是遁入空洞的形而上，就是沉溺于对物质细节的张爱玲式的愉悦。

八、九十年代的“纯文学”与港台流行文化同时养育了目下的小资，这是他们文化谱系的构成。另一方面，小资之所以会和安妮宝贝的小说产生共鸣，在现实境遇的情绪上确实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这种情绪的产生绝不是什么宿命之类，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第三世界都市文化情形之产生。那就是一种类似于在中国“飞地”的工作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品格。这些都市白领每天进出于空调间，承受着沉重的工作压力，一方面，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占稳脚跟，升至更高的位置，这种情形下疲倦、焦虑势不可免，另一方面，较为舒适的办公环境，相对于普通劳动者较高的薪金，又会使这些人或多或少产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跻身于“与国际同步”的环境中所培育出来的心理上、习惯上向西方“先进”“文明”世界的靠拢、趋附与对本土或第三世界的轻视、疏离，经常是相生相伴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全球”恰恰是与无数的“本土”缠绕在一起的，离开了八小时之内的“飞地”，扑天盖地而来的就是混杂、无名的现实。在“天涯之声”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贴子《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14），一个网名叫“麻木热”的上海白领说出了他郁结已久的苦闷：他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也确实很优秀，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跨国公司（月薪八千以上），自己和朋友们都活得不错，直到自己去了一趟内地小城的姨妈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有工厂临时工得了病不肯去看只为省下医药费给儿子读书，小男孩家里穷为吃肉被父亲打，得了绝症临死前家里为他煮了一锅肉），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才“发现”上海同样有着“另一面”：为还能每个月领到六块钱车贴而庆幸的工厂女工，在菜市捡菜边的城市贫民，两小时一刻不停挣得十块钱报酬的钟点工……作者于是发现，自己已经被现代社会无形的区隔化而和社会的真实面目隔绝开来（15）：“如果我只呆在漂亮的写字楼，每天上下班打的，业余去蹦迪，去茂名南路的club找点刺激。去和平饭店搞搞聚会，在巴黎春天购物，那么我不会感到什么苦闷。我只会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精英。可是，我看到了，而且我相信更多的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没法心安理得地自我陶醉。” 这位上海白领经由他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公共性”的问题：“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难道不值得被了解吗？作为这个国家中有知识的一部分人，难道没有义务去了解他们吗？那么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光靠喊着民主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吗？”。

这位上海“小资”对生活发出了自己困惑与反思的声音。显然，它提示了我的“小资”分类与分析的简化性。事实上，这是个年轻、受过教育、有思考能力、能够发声的一个阶层，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感受与判断，对将来的社会发展也有可能起到有益的、良好的影响与作用，只不过，受这二十年从美学个人主义到生活个人主义演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冷漠症的影响，再加上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对理想生活模式的引导与形塑，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越来越只注重个人“高尚”生活的获得，而不再关心“个人”所必然含有的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之间的联系与同情，而一旦个人成为自我张扬与扩张的个人，很难想象真正的爱情如何从之产生，因为真正的爱情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通与融合中获得的，这一融合的基础必是超越了原子意义上的个人，而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安妮宝贝笔下的爱情为什么总是以“破碎”告终，因为两个个人主义者的相爱，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个豪猪的寓言：为了取暖他们聚拢在一起，可是那个尖刻的、自我保护的刺又立即把它们分开。他们之间可以有身体、情调的吸引，但是不会有真正的信赖与帮助，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在个人主义中能够获得的，它必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无限广阔的联系上，唯有在整体的呼应中，孤立的个人通过爱的联系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否则那个“虚无”的命题会如影随形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再三复现，永远纠缠着她笔下那些想爱又不相信爱不能获得爱的个人主义者。

安妮宝贝的崛起如她所说，“没有侥幸”，她依托网络，以其流畅的文字，都市爱情题材的书写获得了她在当下文学场域的地位。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相比，二十一世纪的安妮宝贝显然更有理由骄傲：因为她不是政治，而是“读者选择的”。中国作家进入“文坛”的路线已经改变了，现在，不只是政治在推出作家，市场也提供了一个“公平竟争”胜出的机会。然而，被市场肯定是否就表明他（她）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好作家?以安妮宝贝的出现与畅销而论，确实可以看到新一代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首先一点就是对精致文字与个人风格的打造与欣赏能力，其次就是对世界文化资讯的广泛汲取，比如安妮宝贝与她的读者群们共享的杜拉斯、村上春树、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等。然而在这种中产阶级性质的文化品味之上，文学是否还有一些更不容忽视的品质：不只是抚慰，还可能是愤怒、伤痛、与发自心肺的呐喊?！对小人物的同情，对真正的自由、解放、幸福时刻的向往与召唤?！在这个新的文学场域里，正在成长的，或者已经功成名就的中国作家们会选择什么呢？

注释：

（1）安妮宝贝的每本书都印数不菲，销量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告别薇安》在短短两年内也已出到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1月版。

（2）安妮宝贝（《告别薇安》序《网络，写作和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安妮宝贝《四月邂逅小至》，《收获》2001年第4期。

（4）安妮宝贝《对话录：它如同深海》，《蔷薇岛屿》，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8月版。

（5）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历次统计：年龄在18—35岁，学历在大专以上的人占上网人口统计数字的四分之三，在地域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这些沿海发达地区集中了最多的上网人口。分析显明：在上网费用还较为昂贵的情况下，都市年轻的较高收入阶层与使用校园局域网的在校大学生是网民的两个主要群体。这两个网民群体也正构成了“小资”的主力——一个是一般所指的“小资”，另一个是“小资”的后备军。参见吴晓黎《都市新景观——网络表象分析》，《视界》第四辑，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6）“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选集》，858—85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7）安妮宝贝《蔷薇岛屿》，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8月版。

（8）王德威对苏伟贞作品女主角的评语。见王德威《女作家的现代“鬼话”》，《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事实上，海峡两岸的这两位女作家颇有可比较之处，苏伟贞在台湾的文化脉络与文化环境中同样是个在“严肃”与“通俗”之间颇难归类与划档的作家。

（9）安妮宝贝《小镇生活》，《告别薇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0）安妮宝贝《一个夜晚》，同上。

（11）安妮宝贝《空城》，同上。

（12）安妮宝贝《暧暧》，同上。

（13）唯一的例外是在《彼岸花》，在这部小说中，难能可贵地从阿栗和森这两个局外人的口中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他只是你的借口。南生。你对这个世界并无信任和勇气。每一次你都在把和平当做借口。”[《彼岸花》260页]“乔。他说，你要的是彼岸的花朵。盛开在不可触及的别处。”[《彼岸花》278页]但都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发展出反省、教育、批评的向度。

（14）2001年第4期的《天涯》选登了这个贴子以及一些跟贴。

（15）关于这种新形、隐形的建基于穷富之上的隔离与封闭，韩少功的新著《暗示》中的“地图”一节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