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思想

人性中那些幽暗的时刻

范美忠解释自己在大地震中的表现，前后是有差别的。在最初两个帖子中，他将自己没有招呼学生率先跑掉，与一种“只关心自己生命”的立场联系起来，依据这种立场他便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及至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他已经不再强调自己行为的哲学动机，而是改口为当时“头脑已经失控，已经失去理智，失去理性责任能力”，同时表明自己没有接受过有关疏散的训练。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去，表明自己与其他普通人一样，在突如其来的灾变面前，表现得不能自主。显然，后一种解释得到了同情和受到欢迎。

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你会发现许多同情范美忠的人，并不等于赞同他的做法。同情不等于赞同，这是“范跑跑事件”具有扑朔迷离的吸引人之处。所谓“同情”，是出于某种“特殊情境”的考虑：大地震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来临的，在大地不能稳住道路和房屋的瞬间，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发生剧烈摇晃，从而在行为上失去了常态，这是完全能够想象的。人们不免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十分有可能，自己的表现不见得比范美忠更好。当然，也有可能更好，但是这不一定。因此，网上便有许多类似的帖子：“或许我们都是范美忠”以及“我们都是范跑跑”。

将自己带到类似处境中去，设想自己若在现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看待问题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其中有古话所说“将心比心”的理解在内。从中也可以看出人们思想活动的某些变化，那就是越来越拥有一种“贴己”的思维——自己头脑中思考的，先要抵达自身，先要过自身这一关，让自身来检验，而不是轻易越过自己，或者像一个妄想狂接近自己的镜像那样，努力接近一个虚幻的自己。某些习惯于动不动“超越”自己的人，很可能也是能够轻易跨越别人生命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抱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依据同样的逻辑他便开口则需要拿别人做牺牲。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而别人的生命却是可以满不在乎的。

很可能对于范美忠来说，他是从书本中开始和建立起这样的认识，比如他所熟悉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萨特在他的小说《墙》和剧本《死无葬身之地》，都涉及了游击队员在被捕之后的人性处境，他们同样感到恐惧和怯懦，并不像他们平时以为的那样。而且眼见得自己的怯懦，在面临酷刑之前不断体验自己的恐惧，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如何看待人性方面，经历过上个世纪两次大战之后的人们，都愿意将光线调得更加黯淡一些。昆德拉的小说表达了“生命之轻”而不是“之重”，有着相呼应的意思。那部叫做《阿甘正传》的影片中的主人公，在越南战场上冒险救出六、七个同伴，主观上仅仅为了找他自己的那位好朋友，既非自愿牺牲，也非出于为他人的崇高理念，这样的处理迎合了也符合了广大观众的认知。不久前放映的中国电影《集结号》，其中也有一个士兵首次上战场吓得尿裤子，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更加值得看重的是，一般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而非书本，建立起了相关看法。那些没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们，也会经历自己生活中若干特殊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他们的人性同样显示出“幽暗”的一面：幽暗不等于恶，更不等于作恶，幽暗是指“人性表现不佳”，指人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的那些尴尬、晦涩、难堪、失意、乃至屈辱等等情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自己的评价不高，甚至于对自己产生动摇怀疑，他们自我怀疑的程度不亚于别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我怎么会做下这样的事情？但愿它们与我本人无关。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时刻！”一个人如果对自己足够诚实，拥有某些审视自己的习惯，像诗人海子说的那样：“我虚心接受我自己”，那么他就会对于自己人性的表现，有一个倾向于客观的估价。那些同情范美忠的许多网友，当他们说“人人都是范跑跑”时，这些人是诚实的，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中诚实的生长。

“向善之心人皆有之”，但若是以为自己同意向善，就已经是“善的”，那就是分不清愿望和现实了。同时也忽略了真正的善，是需要长时间磨练而成的，它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意愿。

                   经历了人性的灾难

而能够理解并非等于值得肯定，更不等于值得赞扬和提倡。幽暗只是幽暗，不是别的，更不是人性的全部。在经历了幽暗之后，还需要一个走出幽暗的过程，而不是始终停留在幽暗之中。尤其是那种在非常时期所经历的人性幽暗，我宁愿用另一个词来称呼它，即“人性的灾难”，它表现为人性的失意、失序和失范。

与所谓“天灾人祸”不同在于，“天灾人祸”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其根源需要在人自身之外去寻找，比如地震、水灾、种族或宗教迫害；而“人性的灾难”，则不能离开人自身，是人自身一步步所经历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人自己所参与的，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一般来说，人性的灾难与天灾人祸是相伴随的，在那种极端处境的非常时期，人性突然与平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突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这首先是由外力引起的，更多情况下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和无意识的，是在一个人对于外部世界失去控制之后，也失去了对于自己人性的把握。不难设想，如果范美忠班上有一个同学在地震中有闪失，那么范美忠本人所处的人性灾难就更加凸现出来。

但愿我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种倒霉的时刻。然而许多事情不是以我们自身意志为转移的。范美忠肯定不想遇上大地震，没有大地震他就不会有那样一种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范美忠是一个“灾民”的看法，他经历了人性的灾难：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他遭遇了惊魂落魄，感到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包括自己的人性。这种情况在震区肯定不在少数。在接受《竞报》采访时，范美忠还讲了一个事情：震区有一所小学（他称不便说这个学校的名字），学校在几秒中倒塌，“学生全部死了，而教师只死了一个，有一个教师只抢救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他的女儿”。我们不能仅仅从谴责的角度去看待这些没有救出学生的老师们，这肯定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意愿，首先是当时情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他们身不由己、无能为力。而没有救出学生这件事情，使得他们在经历了地震的种种破坏之时，也经历了对于自己人性的破坏和遭受伤害。显然，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经历了这种人性灾难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那些冒险救人尤其是为此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我们永远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是我们民族品格中的“盐”；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能够表现得更好的人们，也要予以理解，他们毕竟是经历了灾难的人们，的确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有关训练，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经验。而经历过这次以后，人们会从中汲取更多的教训。

这种由特殊的外部情境引起的人性灾难，还包括比如文革当中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乃至长幼之间互相揭发，有些人出于无知，也肯定有人出于不得已。同样人们也尽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更好的人性表现，但无论如何，那些由具体人做下的不良性质的事情，对于别人和自身终究是一场恶梦。我翻译过的那本小书《布拉格精神》中，年少时随父母进集中营的捷克作家伊万·克利玛曾经写道，集中营里囚徒的道德也成了问题，比如分配面食和分配煤块的囚犯，都设法给自己或亲友多留一些。极端恶劣环境对于人们的损害，除了那些可见的方面，也包括对于他们内在人性和道德方面的损害、伤害、剥夺和践踏。

                   需要个人自己来面对和承担

在接受了这个“低八度”的前提之后，下面的问题是——经历了人性的灾难之后怎么办？事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能够对这种事情的同情和理解上面。这就是许多网友在表示理解之后，仍然反对范美忠那样一种言说的原因，个中的道理仍需进一步厘清。

遭遇人性灾难的人们，在那个特殊的瞬间，是十分慌乱也是十分孤独的。他们的人性在顷刻之际所面临的残酷和撕裂程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别人纵是愿意去体验理解，也只能触及不足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既然个中深切之痛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无法替代，那么，当重锤砸向自己的脚面之后，能够处理瞬间重力造成的残局，从而整顿和恢复自己人性的秩序，也只有当事者自己，别人同样无法替代。

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它更像是一桩个人事务，别人不太好从旁指指点点，更不适宜站在某个“不湿鞋”的高度指手画脚。解决如此内在的难题（它毕竟不是直接和故意造成对于别人的伤害），也并非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比如当众检讨、道歉、忏悔等。弄得不好，这些仪式并不能增添周围世界所有人的道德高度，反而降低了它。我们不妨设想自己也曾经有过的种种人性幽暗的时刻，那些事后想来令自己脸红的事情，并非几句道歉的话能够解决，而是需要放在自己的肚子里，消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那可能是一段沉默的时间，让自己的灵魂在沉默中经受煎熬，在无语中接受自己的审视和评价，乃至最终能够说服自己，接受现状继而得到改善或升华。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那些在地震中逃跑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迄今不吱一声仅仅是一种回避和掩盖，他们不说话并不排除他们正以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沉默的方式，来面对自己人性遭遇的异常艰难的处境。在今天，以沉默相守昨日的伤痛，以沉默守望心灵的家园，在沉默来收复自己心灵的旧河山甚至得到升华，是一种非常合适的途径，是一种智慧所在。

我们尊重他们的沉默，正如尊重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灵魂上的失意和伤痛。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范美忠不说出那所老师全体逃跑的小学的名称，感到那是一种尊重的方式。同时也会觉得，他讲述这个故事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并非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方式。因为即使那么多人有着同样的所作所为，一个人也不能因此而减轻自己需要面对的人性难题，不能代替只有由自己来包扎自身人性的伤口，尤其是对于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来说。其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才正好合适——“个人是一个隘口”，“隘口”意味着只允许自己一人通过，即需要自己一人来面对和承担，任何别人插进来都无济于事。

需要尊重人们沉默的原因除了因为那是一桩个人事务，还因为在沉默的审视中所需要的良知不宜大声喧哗。良知是我们身上这样的东西，它位于我们人性的最里层，始终呵护我们却很少抛头露面，如同影子陪伴着我们却拒绝留下显著的行踪。即使在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情况下，它也不大声呵斥，激烈指责，而是始终为我们预留了一个心灵的单人空间，让我们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找自己商量解决，所谓“扪心自问”便是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显然范美忠犯了一个忌讳：将临阵逃脱那样人性幽暗的事情，处理成那样振振有辞；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将怯懦直接转变成勇敢，人性的弱点直接转而变成指责他人（伪善）的武器。他或许更需要一个自己处理问题的时间和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

在这方面，诗人米沃什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自波兰的米沃什也曾经有过自己人性灾难的时刻，那是1951年，他于波兰驻巴黎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因为不能接受头脑禁锢的意识形态及其做法。或许作为一名作家，他有一些理由不能为新政权继续服务。而无论如何做下这件哪怕是不得已的事情，也需要由他自己来面对和承受。紧接着他在巴黎流亡的期间，宁愿生活无着，颠沛流离，也不愿意为自由欧洲电台写稿，他是唯一这么做的流亡人士。

而在此后的写作中，他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声调，几乎是悄悄进行的，一再表达对于自己行为的深深悔恨和愧疚。我年轻时候读米沃什的诗歌，居然没有读出有关任何内容来。直到2004年他去世再度读他的诗作，才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在其中闪闪烁烁：“至于我的罪孽深重，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路过笛卡儿大街》绿原译）“雷杰，要是我知道/那病的原因就好了。/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雷杰，这并没治愈/我的罪过和羞耻。/不能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一种羞耻。”(致雷杰·饶》杜国清译）“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使命》杜国清译）当他写下这些句子时，他其实没有什么外在压力，西方世界很快接受了他，在他的祖国波兰，他的诗集作为禁书广为流传，在新生力量的大门门楣上，贴着他的诗句。

当事件过去之后，重新回顾叙述，也是一种疗伤的途径。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就推荐过讲故事的办法。因为当人在这个世界上行动，会造成一些无法扭转、不可挽回的效果，行动者因此而陷入悔恨，某种悔恨甚至可能令他丧失行动意志，无法继续前行。在现实已经无法还原的情况下，运用一种调整过的视野，结合某种伦理立场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通过讲述来完成承载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及过失，包括给出一个表达悔恨的空间，那样会产生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洗涤”的作用。这种讲述决非仅仅给自己提供辩护，而是“反思”，是重新整合和整顿自己，是偿还和自我救赎，从中甚至“可以期待听到在‘审判日’听到的最后之言”（《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时间！我们心灵空间的生长，离不开时间的馈赠。

抗拒遗忘并不一定仅仅通过对某种特定经验的如实报道，而毋宁体现为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产生于对过去曾经降临而后又离开的每一件事延续的意识。

                                                                                                                    ——克里玛

汶川大地震当中有一件事我关注了很久：“范跑跑”。范美忠其人其事，他的言论，他的言论引发的论战，挺范派与批范派，头绪繁多，暧昧分歧，折射出太多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个人”、“人性”的种种纷乱模糊的理解与想象。“娜拉走后如何？”当我们好不容易从国家集体至上的全能主义拯救出个人之后，我们如何培养出有关“个人”的适当的尺度与眼光；在一个“我我不休”以“真小人”标榜的时代，我们如何来谈自我与他人及世界的关联，以及人性恶人性私的另一面：人性求美向善的可能；我们如何意愿呵护自己，除了身体，还有精神、道德与心灵？

今天重温崔卫平女士在事件讨论当中的一篇文章，仍然被她在这篇文章当中所体现的人性深度与光辉深深打动。

不管新左派或自由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一个陷阱。立场的偏执，对于掌握真理的确切无疑，再加上，从知识到知识的循环，都很容易导致一个封闭的不容异见的世界。长期与书本与观念与主义打交道的人，尤其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一个有丰富生命感觉的人，比较不容易犯这种错误。文学/艺术/审美的先锋性，就在于鲜活、复杂的生活/生命感受对于观念、理论的突破。所谓的去蔽、去意识形态，很大程度来源于活生生的一言难尽百味杂陈的现实生命对于僵硬现成观念的疑问与纠偏。

早上去系上开信箱，一叠邮件中掉出一张明信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尽管您对我没什么印象，但即将告别校园时，还是很想对您说声谢谢，上您的课很开心，了解了不少东西……虽然有点汗颜，我还是打算把它珍藏起来，作为我对自己教师生涯的犒劳，或者鞭策好了，虽然我也不敢保证不定哪天就职业倦怠了，但是至少现在我还保持着一点好为人师的激情，虽然有时讲着讲着也不免意兴阑珊起来。

这是我来厦大执教后第一届毕业的学生。转眼三年，白驹过隙。老实说，我并不是个多好的老师。刚来前两年忙着租房找房买房为有个遮风蔽雨之所惶惶奔忙，再后就是住院手术反复刀俎。今年总算稍微喘口气感觉心境余裕了些，每当我在窗边读一个早上的书而不必想着去买油漆、水泥、涂料或者躺在手术台上裹着白单好象裹尸布，我就感觉真幸福啊。现在我回想我前两年的教师生涯，也许时不时把生活的疲惫或怨气等情绪带到课堂上了也未可知，总之这是我要深切检讨的。谢谢这位XY同学在毕业之际给我的鼓励，还有那位不知名的在路上拦下我的大学语文的同学，谢谢你们不吝言辞的赞美，让我心生窃喜，并警惕自己的怠惰。同时也献上我的祝福，祝即将毕业的同学们一路走好，前程似锦！

我很喜欢汪曾祺。温和，亲切，但绝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生活艺术化，又不是名士派，而是俗而能雅，天赋的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这是汪曾祺在《自报家门》里录的宋儒的两句诗，很能代表他的生活态度。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我没去过高邮，不过经常有机会吃到高邮咸鸭蛋。这一回带了一些分赠友人。这是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里所写的：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才子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荧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莹火虫在鸭蛋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

日常风物在汪的手上充满了美感。这样的文字非得心境宽和，对生活有感情而不能为。

附录：

 去汪老家串门
　　
　　 ■王安忆
　　
　　 去高邮，地图上少有的几行景点内，有汪曾祺故居，但只有巷名，不知在哪条街上。问收拾客房的女孩知不知道，回答知道，是在某路上，并且说到那里只需问汪曾祺故居就成。于是出得门，先拦截一辆出租车，回说那街巷曲折，出租车难以周转，转而拦三轮车。高邮的三轮车均电动装置，驾车者妇女老人皆有，是主要交通工具。第一位三轮车夫神情茫然，第二架正路过，折回头说他带我们去。上得车，乘风前往，车夫说乘他的车是乘对了，因他是汪曾祺家邻居，还与汪家的孩子同学，甚而至于同班。心下不免有些疑惑，但看他的年纪，确可做汪曾祺的侄辈，也确是熟门熟路。左拐右绕，从无数相连的巷道中穿行，终于停在一扇门前，门边有“汪曾祺故居”字样。门窗闭着，正以为不开馆，左右邻舍却有人出来，告诉说家里有人。那车夫抬手在窗上一劲地拍，并叫喊：有人来了!一时，门开了，邻舍们便说：可不是在家!
　　
　　 门内拥簇着沙发，茶几，书柜，矮橱，一对夫妇，年在七十上下，让座与斟茶，原来是汪老的妹妹和妹婿。汪家当年的宅院，历经动荡变迁，如今只余下这前后套的两间，背着一小块天井，天井里颇为奇迹地贴墙筑一道窄梯，梯顶上搭一间阁楼，悬着，住汪老的一位兄弟。汪家人戏称是“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的小说名。所以，这里不仅是汪曾祺故居，也是今居，生活着汪老的亲人。壁上有四幅汪老作的花卉，是自家人的自娱自乐。那妹婿，人称金老师，一名中医，形状与风格都像汪老小说《落魄》里在大后方昆明开扬州馆子的扬州人，虽然开饭馆，却没有道中人的习气，像个“票友”。当然，金老师是好命人，未曾离乡，未曾弃业，现今退休，优游于汪曾祺故居的操持。凡来访者，都需留下姓名，记于一本专用的册子，然后将名姓通报高邮市宣传部。这时，就又拿起电话，说是宣传部关照过的。
　　
　　 电话是打给一位陈老师，不多时，陈老师来了。陈老师名其昌，写过“汪曾祺和文游台”文章，人和文有一种朴直的贤雅，不愧是汪老的乡人。显然是这里的常客，进屋即坐，吃茶聊天，聊的不外是汪老家的短长。忽想起那三轮车夫，打听是否真是街坊邻居，说正是，又问索要了多少车资，实言报出数字，满座皆斥道：要多了!神情中的不满恰似对巷内顽劣小儿。
　　
　　 晚饭是宣传部长款待，部长姓张，名秋红，相貌十分端丽，而且态度娴静。她问道：昨日傍晚是否渡船去镇国寺？我说是呀!她笑道，昨日那时间她也在镇国寺，随游者说仿佛看见王安忆，不想今天在一起吃饭，真的有缘，错过了又来。这才叫串亲戚家呢，处处得主人的乡谊。
　　
　　 高邮尚未开发旅游，风物人情保持着淳朴。高邮湖一派古意，水面浩淼，夕阳下波光如丝。湖边泊了船只，脚夫们哼着号子，运的是新鲜芡实，浸了水，十分吃重。连接湖和运河的大桥上有恋人们流连，还有大人携了孩子，伏栏看桥下的浪涌。城内，训诂学始祖王氏父子的旧宅里开了书场，讲的是扬州评话《乾隆下江南》。明孟城驿的马厩空了，街巷里廓依稀可辨盛时气象。龙虬庄史前遗址静寂着，园边的稻田是不是几千年前的稻种繁衍？此时又熟透一季，绒扎扎的一片。田间有小庙，仅一步进退，香烛俱备，侧墙上写一对联：看看世界到处合资，望望人心都想发财。又像是祈福，又像是讥诮，倒有汪老看世界的眼风。文游台楼阁上有汪老的留墨：稼禾尽观。不是沧海尽观，亦不是天下尽观，而是“稼禾”。汪老眼睛里的景色终也脱不去人和人的生计，“稼禾”为万千生计之根本。
　　
　　                                                                                                                         2008年12月8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