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思想

       虽然呆在上海，但一直没去过以展示上海建设成就与形象为主题的上海城市规划馆。前几日有机会陪友人去了一趟。美伦美奂的城市模型，现代化的电子演示系统，又是让人着实惊羡了一番。上海在硬体投资与建设方面，确实有着国际大都市的手笔。然而在观看这些展览、展示的同时，一点小小的疑惑也不由产生。

    展示基本上是以过去、现在与将来作顺时排列，地下一层是1930老上海风情街，二层是现在的上海，厅中央有一个硕大的上海微观全景，三层则是未来上海之远景规划，产业分布、交通、信息系统、地产发展，如此等等。这样三段叙事衔接起来的上海，令我吃惊的是：50—80年代的上海不见了！这一段历史在这个城市规划馆是一个空白。我不知道那些为上海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工人与普通市民有何感想，仿佛是，他们身处其中的50—80年代成了上海过去与未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的一段尴尬的不諧和音，以致不知道要如何表述这段历史经验，它曾经的辉煌（如果说它也有辉煌的话）与失败都成了这个上海的空间的他者。

    上海的兴起与资本主义殖民历史显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以公共租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更大程度上象是一个外国人的城市。事实上，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欧美白种人，不包括作为下层巡捕的印度阿三，以及流亡中国穷困潦倒的白俄）也确实是这块中国土地的实际占领者，上等公民或上海的城市主体。就如被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妒恨”关系，上海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同样构成了一种又恨又爱的情结。上海的世界主义既包含了向世界开放的开拓精神，同时也包含了臣服、爱慕乃至模仿、乔装成外国人的心态。迄今外国人仍然占领着上海姑娘择偶的最高位阶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子民历史的残留，当然，它的继续运转又可以跟全球化、后殖民挂上钩。

    现今的上海与其说是上海人的上海，不如说是跨国集团精英管理阶层的上海，上海的空间事实上是为这一阶层服务的。大量的老市民从他们从小居住的社区被动迁到效外，不再可能购买得起在原址上兴建起的高级住宅。市中心的土地现在主要是为了兴建金融场所、高级酒店、办公楼、以及高级休闲场所，诸如酒吧，这些场所的使用者与消费者事实上就是跨 国资本精英以及奋力想跻入这一阶层的小资。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所谓新天地、衡山路酒吧一条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任务是腾出空间，让渡给这些新上海的使用者，新上海的主人。就如不可见的历史一样，谁是上海的主体，同样妾身未明。 

       李昂《有曲线的娃娃》(1970)

    十八岁写出如此作品，确是相当早熟有才华。

    现代主义时期作品，主要籍由女主人公的深度心理意识呈现带出作者对于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困惑与探索。叙述在新妇的现在与回忆间穿梭，新妇不断回忆起她年糼时对长着一双成熟丰腴乳房的娃娃的渴想与她的真实拥有：从一团破布裹成的布娃娃，到用粘土捏塑的泥娃娃，这些替代品所给予她的满足，填充了母亲身体的缺席与匮乏。如今欲望对象吊诡地转移至丈夫身上，她迫切地渴求丈夫胸前长出这样一双丰硕的乳房来补足她在丈夫那多毛而健壮的胸前未能充分得到的满足。为此她日日在密闭的房间对镜祈祷，而后更在对镜解衣献祭式的祈祷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她在镜前抚摩自己，在冰冷的地上象蛇一样炽烈的翻滚，然后，更具超现实意味的场景出现了，她看到一双蓝绿色的睛睛，动物的、怪兽的眼睛，在凝视、逼视着她，在从恐惧、抗拒到迎面相对，那个蓝绿色的怪兽似乎意味着她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欲，正视自己的身体经验，“……深而不可测知的幸福像波涛般地摇晃着，冲袭着她，也使那一对黄绿的眼睛变成一汪湖水，没有波涛却以着一种规则的形状在水面起伏，幸福在浓缩着，最后成为一滴水，骤然地坠入那一片黄绿的湖水中，并且随着它们化散开来，使她生命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染上些许的黄绿色。然后，她感觉到她又在组成了，并冉冉地从湖底上升。在升到湖面时，她发觉自己是一条黄绿色的人鱼，有着象枯了的水藻的头发，在黄绿色的风中飘浮。……”意象营造诡奇而精准。

    该小说涵盖了异性、同性以及自体的情欲，面向复杂，也揭示出欲望多元流转的面貌，在未正式进入女性所“应”扮演的性别/性角色之前，十八岁的李昂以梦魇般的笔触流露出青春期女性对于性的纷杂的好奇、恐惧与幻想，以及对那永恒失落，母子一体的原初的安全与幸福感一再返回的冲动与向往。

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有关“世界人”，不指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精英，这一类型的全球精英是指在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上海之间自由穿梭的新时代的成功者，名牌大学、世界文化、知识经济、波波族诸如此类充满着自得意味的符号的携带者，这一类的世界人似乎是新一波的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她是否提供了更加公正与人道的世界与主体想象？答案也许是否，他们的全球游走的身份仍然是现代性进步主义的一环，他/她们所认同所自我肯定的仍然是在全球结构中占优位的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孟悦所说的世界人，完全是另一种，是对心怀世界，大同，期待一个好世界的国际主义的人的期待。这一世界人所要解构的不仅是全球精英，同时是民族主义限制下的狭隘主体。民族主义定义下的主体同样是一个被现代性发展逻辑与政治结构规制与规训的主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除了反帝的积极一面外，经常也在复制反抗者的逻辑，“彼可取而代之”，从而陷入现代性无法解套的僵局。孟悦是要找出这一套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主体认同之外的想象可能，另类的现代人。为此，她上溯到中国更早的资源，“天下”，“通”，“大宇宙”与“小宇宙”对于主体的想象，以及社会主义的记忆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残余，从而构筑出另一类非同于“中国崛起论” （这一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话语既遮蔽了国家内部的阶级、性别问题，也对周边的弱小国家构成了有帝国主义之嫌的威胁）的中国人/世界人的想象，而这也构成了孟悦所真正肯定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认同不是复制帝国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话语，而是试图开辟出另一种想象世界的可能，同时也是中国对人类世界更大意义的贡献与最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根基。这样的中国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而摆脱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二元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