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思想

 文化艺术中心。

歌仔戏《蓬莱大仙》，台湾明华园剧团。大失所望。我以为我至少能听到廖琼枝式的东方咏叹调，结果就看到了一些吊钢丝与烟雾弹的花头。身段一般，武作杂乱无章，与京剧相比不可以道里计，号称台湾第一女小生的头牌至少两次失手，一次枪没接住啪拉掉到地上，一次扇子耍帅没耍开，转了两次才囫囵。曲牌改得厉害，传统歌仔戏的音腔被拗得呕哑嘲哳，我敢担保这出戏没有哪一段会为歌仔戏的歌迷传唱。最糟的是编剧，故事完全没有内在的逻辑动机，看不到人性的发展变化，最后李玄、投胎后的铁拐李明显是带着满腹的不满与无奈上的蓬莱。太上老君露出了“命运”“悲悯”（姜还是老的辣？）的微笑。再一次中国式的枪打出头鸟。谁叫他长得帅，本领高，还看不起人，于是乎孔雀拔毛，帅哥变跛子。国民性呀国民性，鲁迅先生永远是伟大的。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东方魔幻剧”？！

台湾的文化产业不愧是包装高手。

插一点跟戏无关的话。台湾的政治作为外人我不想妄加评论，但就我观察、感觉到的文化艺术，自一再强调“本土化”、“台湾性”以来，水准越来越往下拉，“俚俗”秉“台湾庶民”的“正当性”位阶不断攀升，乃至成为不言自明的价值，若有人敢对庶民文化中落后保守不美的一面提出批评，马上就会被戴上不爱台湾，不爱土地、民间，外省人中原文化心态之类的高帽子。我觉得这一现象是相当可惜的，仅从本土派打造未来“台湾文化”的繁荣愿景考虑，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放弃中国文化这么丰厚的资产（还不论那台湾的庶民文化跟闽南文化的一脉相承），未免眼界与胸襟太窄了些。 

小白鹭艺术剧院。

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闭幕晚会。

整场看下来，最好是闽剧甘国宝的某个折子戏，甘国宝表姐王莲莲的表演者极其优秀，将那种市井的势利眼表现得淋漓夸张，非常之发噱，某几处福州话几乎令我笑喷，虽然我也听不太懂，但那种小市民的气息还是扑面而来。地方戏的特质在这里，上不了大台面，但有一种质直的生活气，多少免却了冠冕堂皇的大叙事，如果它硬要把自己往殿堂上拱，象今晚的另一个地方戏种汉剧，一群娇滴滴的小姑娘用客家话歌颂着政通人和、万众一心，看了让人真是莫可奈何，主持人美其名曰：现代风格。

看了几个电影，相当的好。

《蜘蛛女之吻》，讲共处一囚室的革命者与同性恋者，同是社会边缘人物，社会体制的反叛者，但革命者尚有革命崇高的认同感，同性恋者则更无正当性，是“提不上台面”的反叛者，连革命者都对他大众文化式的爱情想象哧之以鼻，但这位同性恋者是个相当“纯粹”的人，有一种透明的美，粉身碎骨的执著，最后死于为革命者送信，革命政营的人枪下。层面很多，革命的真义，解放的真义，个人与社会，崇高美学与“坎普”，政治左派与性左派，革命与性，等等等等，还没想清楚。已订购小说原著。同时想起何春蕤的工作，很不简单，很佩服。 

张暖忻《青春祭》、《北京你早》。要是她没有英年早逝，不知道还会拍出什么样让人吃惊的好电影。

有些是重读，有些是该读而一直没读的：

陀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普鲁斯特《斯万家那边》

乔伊斯《尤利西斯》（没坚持到底）

卡夫卡《城堡》

加谬《局外人》《鼠疫》

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的艺术》《被背判的遗嘱》《帷幕》

卡尔维诺《帕洛马尔》

张爱玲《小团圆》

霍夫曼《存在主义》

大概吃撑了，近来有点文字反胃。这个时候，我的娱乐就是看/听《十二莲花》。那些热闹俗艳悲情的闽南语歌勾起了我零乱杂碎的童年记忆。（因为那些歌，那些双喇叭收录机大声播放的闽南语歌，特别是那首《心内事无人知》，时常飘荡在巷子，在我童年的时空？）有一年我堂姐要嫁香港，暑假带我来厦门会未来的堂姐夫。在鼓浪屿，我喝了口海水，为了验证我在书上看到的海水果然是咸的。堂姐和未来的堂姐夫带我去看电影，电影院是防空洞改的，好深好凉快，象冰厅一样。后来那香港男人不知为什么没娶她。心高气傲的堂姐跟我说：伊男人，也没什么好的，一圈颓颓。我表妹，大家都叫她黑查某，因为她很黑。她很黑可是很漂亮，有一回一个香港人回来住在她们家隔壁，看上了她，托人来提亲，结果我表妹就闪电般结了婚去了香港。小时候她常分巧克力糖给我，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听说嫁到那边有点辛苦。

希望她们都比莲花好命。希望这世界少些莲花这样的歹命人。

对专业（自己之所以选择从事文学研究）的认识：

因为对人，一个个具体的人感兴趣，他（她）的肉身、感官、情感、心理、思想、意志、道德、灵魂，所以进入了文学。文学正是提供最为丰富的对个体的深刻观察、感受与想象的场域，再没有比它更为全面更为生动而且永不休竭地满足我对人的好奇心（又不会干扰我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隔岸观火软弱胆小缺乏行动力的性格）了。短暂的个体生命如何存活，如何活出它最好的样态，这就是我所关心的。

又因为文学是由语言文字创造出来的，鉴于语言与精神的重合性，开拓语言空间即开拓精神空间，对于语言我也充满了莫大的兴趣。同样的“语言”如何在不同个体手上发展出不同的“言语”，开创出独属他个人的语言（美学）风格——心灵样貌，这同样是我关心的。

此外，我相信人的生命样貌与文学语言形式有常的一面，也有变的一面，因此，我不会把这两者固定化，而觉得要拉长历史时空来看其演变，否则缺乏一个比较的参照系，难以对当代作判断，俗话说，人不能拔着自己的脑袋上天，不跳出当代，从一个人类历史的纵深不容易看清当代，不容易看清当代人的生命状况。

在我的研究中，问题永远是第一位的，在文学阅读过程中所发现的语言（形式）与个体的生命价值问题以及与历史的关联，是我念兹在兹，探求与研究的重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借助理论（方法）的帮助，比如新批评、叙事学、解构、心理学、伦理学、意识形态研究、社会学、历史学等等，但目的是帮助解决问题、深入问题，而不是为掉书袋、炫学，或者用一个理论模子去生搬硬套，而是由问题出发，然后经由有选择的理论解释与深化。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审美（语言与个体生命）。

所以，我的文学研究偏向的还是内部研究。现今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当然比以前复杂多了，文学绝不止是审美，它还是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现代社会体制等等，这些新的认识要求我们对文学有更多“外部”的研究，文学作为一种现代型构，它是怎么被建构怎么返身建构社会与历史，作家阶层怎么形成，各种出版机构、教育机构、学术社群在其中起何种作用，读者群的形成，政治以及市场的控制，等等这些看起来外围的问题同样深深介入了文学的生产，影响了文学的性质、形态与功能。这些问题同样是值得大力开拓的领域，它会加深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不过承认外部研究的价值与必要性的同时，我思索我自己的兴趣仍然比较落在那种我所认为的“好文学”上面，那些人类文明的精华，其中所包涵的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开掘，对于人可能达到的厚度与高度的展示，对于语言与形式潜能的开发，都使得我流连忘返，心醉神迷。在这样的阅读与研究的过程中，我耗去了我的生命，但也感到了一种劳累的充实，疲惫后的宁静。

上一篇（《之二》）中说到加缪《鼠疫》中的记者朗贝尔，当他弄到了向往已久的离城证，却在最后一刻决定留下来，与异邦的人们一道与鼠疫作斗争。我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朗贝尔先后不同的两种立场？走与留，都是出于个人的自愿选择，因而拥有同样的价值吗？假设如果是两个人分别作出了走与留的不同选择，他们便仅仅是不同个人的随意挑拣，“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恰逢《经济观察报》转来了一封读者来信，其中认为“自由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没有比较高尚的自由，也没有比较卑鄙的自由。” 看来这个问题不能回避，需要认真回应一下。在我眼里，朗贝尔先后不同的选择，肯定是有高低轻重的次序之分的，我将选择留下来看作高贵的和值得赞赏的，但是它在何种意义上是高贵的和值得向往的？

                        将政治与人生分开

应该说，与其称“自由没有高低之分”，更确切地说是“权利”没有高低之分，“权利”简单地可以看作由法律来提供保证的“自由”，是体现在法律框架中的人的自主性。而在法律框架的背后，同时是一个政治框架。现代政治的基本起点和努力，可以看作使得每一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即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得到平等地对待，而不论人们在思想、信仰、家庭出身、民族、性别等方面的差异。

这个起点来之不易。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主要是按照某种金字塔的原理而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有一部分人被制度性地安排在最底层。比如从前俄国的农奴制，美国有过的种族歧视制度。相关的情况对于我们也不陌生，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仅仅是因为出身在农村，便遭遇歧视，在工作权、居住权、医疗养老保险方面受到严格限制，所造成的后果迄今仍然非常触目。

这套现实中的等级制度，同时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说辞来保证，金字塔权威们从不放弃向整个社会灌输推行某种统一的思想秩序，有时候不惜动用武力来完成这件工作。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按照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来定罪的，有了许多沉痛教训之后，才有了承认和呼吁“异端的权利”。某种极端的情况离我们也不遥远。文革中一些思想略微不同的人们，有些甚至仅仅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便遭杀戮。因此，在今天，给予每一位不同思想者以相同的权利，解放思想也应包括解放思想者，仍然是我们社会所要完成的工作。

如果用“权利”来替代“自由”，将正在讨论的问题仅仅限制在政治及法律的框架之内，那么这位读者来信所说的，就相应地变成“权利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没有比较高尚的权利，也没有比较卑鄙的权利”，则是可以成立的。一个人为自己选择当总统还是当诗人或者当一个推销商，他们选择的权利及其所带来的结果，都应该得到平等尊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范美忠的逃离与朗贝尔先前选择离开，都是可以理解的，远远不构成对于社会政治及法律秩序的冒犯和挑战。

然而，一个社会并不是仅仅依靠政治及法律秩序来维持的，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这些框架之内，过着一种政治和法律般的生活。一个社会为了寻求解决其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冲突的途径（政治与法律），不可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等于我们自己在具体问题上的求解。打个比方来说吧，一个人有恋爱、结婚和离婚的权利，但是他并不能根据这个来决定自己诸如此类的事务，不能根据这个来判断自己的对象是否合适、自己的婚姻是否美满以及离婚是否有必要。“权利”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一个人重要的还有他自己如何生活。

即他自己的人生。他希望自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如何过上在他自己看来是一种好的生活？这样的问题，政治与法律不准备提供任何答案，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另谋出路。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政治人”或者“法律人”，其内涵是匮乏和贫乏的，是那种抽象的权利人。当范美忠在凤凰卫视上反问“在地震那种情况下，教师有没有逃跑的权利”时，他仅仅是一个“政治人”，他所运用的是“政治语言”。而“权利”并非我们衡量自身行为的唯一尺度，“权利”语言也并非我们需要学会使用的唯一语言。

与此相反，记者朗贝尔所采取的则是“政治”与“人生”二分法。他没有因为符合政治（可以走的权利）的要求，而放弃自己的独特人生，放弃自己在人生中的追求。他解释自己留下来的动机时有些语焉不详，有些吞吞吐吐，这是作者加缪一贯的低调和克制的风格，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有限的解释中见出端倪。他说：“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其中有关羞耻、有关爱情，都远在政治之外，它们是朗贝尔自己心中认为十分重要的东西，从而构成了他考虑问题的真实和直接的出发点。

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位与范美忠在凤凰卫视上PK的郭松民，至少有一句话是对的，那就是他对范美忠说：“你扳倒了自己的人生”，他所采用的是“人生立场”。只是这句话不适宜作为公开论辩中的武器，而更适宜作为朋友在私下提醒。另一方面，范美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不是他曾经说过的一两句话所能够决定。

                        价值观是排序的

迄今我们很少有理直气壮地谈论自己的时刻。从前的人们说——“自己”正是万恶之源，是一种羞耻的存在，属于自身的要求欲望正是要加以克制的，因为据说全天下的幸福正是取决于无数个人的泯灭；而现在的人们说——有关个人的生活，那是一桩别人碰不得的私人事务，一个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仅仅是他自己的事情。说来说去，有关个人自己的生活及幸福成了始终不能去碰的禁区，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得到任何益处，智者仁人们都关心别的事情去了。包括流行一种误解，认为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一种“引导”，引导便可能意味着某种“强制”。实际上在报纸上的讨论，只是发表意见，而非强加于任何个人。

加缪写作《鼠疫》时，也是一个各类“政治”风起云涌的时期。但是他却宁愿另辟蹊径。记者朗贝尔感到的“羞耻”涉及一个人的道德心，他的道德立场。正是这个道德的维度（在这一点上，加缪永远地区别于那些只讲目的不惜手段的“革命家”），使得他在“走”与“留”所携带的不同价值含量之间，做了一个高低排序。比较起来，“走”所携带的价值更加稀薄和单薄一些，而“留”所包含的价值则更为深厚和浓烈，后者使得朗贝尔感到更加心安理得，因而更加富有意义。如果我们不带偏见，一般也会认同朗贝尔这样一种决定：一种更加符合道德的选择，更加令人向往和值得称赞。同理，那些在地震中选择将安全留给别人的人们，那些做到了舍身救人的老师们，值得我们投以最为崇敬的目光。尽管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是在价值的天平上，我们愿意向那些舍身救人的普通人倾斜。在“权利”方面我们可以不分彼此不分轻重，但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则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我绝对不能同意范美忠在接受《竞报》采访时对于自己的辩解：“我们的价值观是平等的。”

价值观怎么是平等的？即使不去伤害别人，也不能意味着其余一切都是具有同样价值的。有时候是否伤害别人，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事情。远一点说，对于起码的是非善恶不加区分的世界，一个不能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说出基本判断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最为可怕的世界。也许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那些最为简单的、一目了然的区分，却变得如此晦涩和、如此令人难以启齿。然而，对于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来说，难道因为有人在推行“伪善”，那么我们就找不出去做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善事的理由？难道因为有人在鼓吹伪英雄伪崇高，我们就需要随之起舞，从而将一切都加以抹平？难道必得采取“以恶抗恶”的方式，才能培养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善意？必得以一种令自己陷入羞耻的方式，来回敬我们在道德上曾经受到的阻力、羞辱和失败？我们能否将自己的坠落仅仅归之为这个社会的堕落？假如是那样，只能匍匐于现实，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何在？我们的主动性、自主性与尊严何在？

记者朗贝尔感到需要留下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逾期不归”反倒不影响“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了”？请容许我尝试来解释：对于外边的人儿的爱情，不仅取决于两个人的胶合程度，而且也取决于自己是否配得上她。如果配不上或者做了配不上的事情，那么同样对不起那个人。而一个人若是自己的生命不完整，那么他的爱情也很难说是完整的。完整的生命当然不能缺少道德这个维度，若是缺了这个维度，一个人的生命则很难说是美丽的，他奉献给对方的也许只剩下一个残缺的肉体，而不是因为包含着一个健全灵魂在内的完美的人。

当朗贝尔前思后虑，我们还会发现他有一种审慎和小心翼翼的性格，他不是一个鲁莽的人。在作出决定之前，他事先看得见自己选择的结果，知道必须由自己来承担那个结果，而为了避免那个不愿意见到的结果，他采取了绕道而行。因此我们说他对自己的人生采取了一种“筹划”的态度。“筹划”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洞穿自己面前的某些前景，尤其是当预见到可能产生的某种结果时，他能够及时采取调整，愿意根据一个长远的前景来决定当下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根据一时一地的要求。

                         那有长度的人生

而正是这种思前虑后的考量，帮助揭示了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品格。

即人生拥有一个长度。我们当下的行为不仅仅是当下的，而且要在一个漫长的人生之内经受考验，得到检验。今天我们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和一项计划，它们是否恰当、有何意义，要在一个时间的长度之内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产生的结果也要在一个时间长度之内才慢慢释放出来，并逐步渗透、沉淀到我们的人生历程中去。其后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意义，与当时可能有了一个深刻的变化，甚至结论正好相反。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也会在我们个人的历史当中留下踪迹；哪怕是一时鲁莽作出的事情，也不可逆转地对我们的人生构成影响。一次不慎的婚姻，于其间一个人的人性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消除。

而实际上这个维度对于我们却并不是十分熟悉。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有关“献身”的教育，“献身”是一瞬间的事情，不计后果的事情，轰轰烈烈的事情。及至我们这个年龄上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在诸如珍宝岛或者别的什么祖国宝岛上面牺牲掉，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不得不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至今。很多年之后我才读到大文豪歌德的那句话，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见得是一个人“是谷粒还是裨糠”。在这个意义上，在范美忠所说的那些话中，我最不理解的就是有关“思想烈士”的表达。因为按照任何一种“爱自己”的逻辑，都不能得出如此高调的结论。当“烈士”的说法，是他向旧体系“投降”的结果。这种“投降”强化了他所不喜欢的某种东西。

一个有长度的人生，则对我们提出了一些较高要求。因为有着时间的赠与，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使得自己的人生有进展，而不是停留在原地踏步？这种进展不仅包括我们个人财富积累的情况，还要包括我们人性的进展状况——我们的理性是否更加精练、感觉是否更加精当、感情是否更加清晰和有力？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些能力和习惯，能够与这个不断更新的世界保持一种交流畅通的关系，从而在新陈代谢中保持自己生命的活力，能够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仍然感到自己的力量？

一个有长度的人生，也是一个有所积累因而有几分成色的人生。这个意思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得积累起一些眼光经验，变得成熟练达，而不是鲁莽冲动，不能率性而为，更不能将粗鲁的“率性”当作一种美德。这方面可以举欣赏趣味为例。什么叫做富有欣赏能力或好的趣味？那是在无数次积累的基础之上，有了许多相关的训练之后，才变得洞明和练达。这种洞明和练达不是为旁人所准备的，其成就是算在自己头上的，是一个人加诸自身的人生积累和收获。它不应理解为圆滑和世故，而是成熟与有分寸，就像哈维尔在回答一个政治家是否要说谎时，他答道需要的是“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分寸感也是那个任意专断的制度不曾赋予的。始终“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我们的政治学，而且成了我们的人生观和美学。就尊敬的程度而言，笔者对于一个洞明练达的人的尊敬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于一个孩童。孩童是可爱的，然而一个成年人所要造成的，远非使自己显得可爱。

一个有长度的人生，还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完整的人生指能够将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串联起来，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得人生有所贯穿，有所成就，做到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评价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而不至于完全不堪回首，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只会唏嘘不已。实际上这个完整人生的尺度，并不是到了暮年才出现的，而是贯穿在我们当下的选择当中：我们如何做一件事情，才能够使得对得起自己的将来？如何做一件事情，使得将来回顾起来而不感到脸红？而在衡量我们所作所为时，又怎么能够离得开我们所处的传统、社会、历史赋予我们的想象力和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完整的人生包括与他人共在的人生，而非孤身一人的人生。

最后一句话：没有一种成色十足的个人，便没有成色十足的社会；没有一种成色十足的生活，便没有成色十足的政治。除非我们在人生及人性中有所积累和有所进展，否则我们的社会、政治仍将十分幼稚。

                                  2008年7月9日

范美忠关于母亲的那段话（“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是勉强可以找得出“原型”的，这或许是他如此有底气的原因。当他在地震过后即发表言论“想刺刺那些道德家”，很可能他是有备而来。那便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发表于1942年篇幅不长的小说《局外人》。很多人非常热爱这部作品，我本人亦如此。作品中男主人公默尔索对待母亲据说是“冷漠”的行为被拿上了法庭，而他却并不因此而“表示出悔恨”，内心里也不这么觉得。

然而若是足够仔细，便会发现默尔索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小说第一句：“今天，妈妈死了”，已经为默尔索与母亲的感情定了调子——“妈妈”是一个亲昵的称呼，是内心里始终朝去的那个方向上的声音，而不是成年人需要对外称呼的“母亲”。然而这种感情最好留给自己，他马上要陷入一大堆处理后事的客观事务中去。

老板对于他请假安葬母亲这件事情，显得并不痛快，惹得他要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到了养老院他“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是门房却说他应该先去见见院长，院长正在忙其他的事情。等他忙完了并又看了妈妈的档案，才开始与儿子的谈话。他的滔滔不绝令默尔索实在不耐烦，这时候院长才想起，此人或许还想再看一眼自己的母亲。

这一切多么刻板和机械，没有人照顾到儿子的感情，不存在让他释放悲伤的空间，在气氛上完全不相匹配。院子里的那些老人们，就是那些后来奋勇传出作为儿子，默尔索在葬礼上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甚至不知道母亲年龄的人们，他们正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闲谈。当默尔索一行看遗体的人经过时，“他们都不作声了”，但是走后片刻，，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这种情形与范美忠描述的，当他的父亲去世，按照传统兄弟姐妹都要跪拜，但是跪在那里的人却“又在说笑”，是异曲同工的。

停尸间的门房继续告诉默尔索他母亲得的是“恶疮”，好像那是必不可少的画外音。而当默尔索终于坐在妈妈的棺木面前，护士小姐也进来隔着棺木坐在对面。默尔索觉得她的手臂在动，可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默尔索认为“她是在织毛衣。”也许护士对死亡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也许她手中织毛衣的那件事情，对她来说更加重要，但是坐在棺木前的这个动作，在一个失去妈妈的儿子眼中，是如此地离奇。送葬的路上天气酷热，这位小姐又好心地提醒他：“走得慢，会中暑；走的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在心事重重的儿子眼里，这位护士、那位门房以及院长、老板的言行，多么像一出出小小的滑稽剧。

小说作者加缪甚至没有指责他人冷漠的意思，而是强调一种人与环境的脱离，以及由这种脱离所产生的荒谬感。表面上人们都在围绕着默尔索死亡这件事情，但是又仿佛互不相干，各自按照原来的轨道往前走，更仿佛是在一个事先预定好的程序指挥下，机械地发出动作。并且还需要真正的当事人默尔索，也按照这个程序所发出的命令，完成它的指令——母亲死了他居然不掉一滴眼泪，这成了他的罪过。他所感到的崩溃，在葬礼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得到了宣泄。他后来莫名其妙地偶然杀人，人们关于他定罪判刑的辩论，一味纠缠于母亲去世后他的表现，认为他是一个天生邪恶、冷漠的人。于是默尔索就有了一个对于自己母亲的“恶”名声。

然而那只是一个标签而已。默尔索始终坚持和没有说出的真正事实是——他如何爱母亲这件事情主要与他自己有关，那仅仅属于他自己感情上的范围，是他与母亲之间的事情，他不是也不可能不爱母亲，只是不希望按照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去爱，不希望接受别人的摆布，不情愿每时每刻处于别人下达的眼光之下，在这种眼光中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而那些带有强制性的要求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是一套腐朽的程式。他表面冷淡的表情似乎在说——有关母亲，那不是一个用来讹我的理由，不是一个将我绑架到你们绑架者一边的借口，我希望自由地爱母亲，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爱她。妈妈对我有多重要，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

范美忠在谈及父亲去世他不愿意加入跪拜中的说说笑笑，因而拒绝跪拜宁愿自己在一旁独坐，进一步表明他与这个故事之间的联系。他也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爱父亲，表达对于父亲去世哀痛的感情。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在第一个帖子中所说的可以丢下母亲的那段话，却大为不妙。

在加缪那里突出的是“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爱母亲，按照配得上母亲的尊严的方式去爱她，而在范美忠这里，自由地去爱母亲的话题，蜕化成了可以不管母亲的“自由”,个人被放到了注意力的中心。由此，“自由”的概念被悄悄换成“个人”的概念。而且是那种一马当先、不受约束的个人，那种回到“本能”、自我中心的个人。如果认为正是在这样的个人身上体现了自由，可以说是对于自由的极度削减，也是对于个人的极度削减。而将“自由”等同于“个人”的做法，是否可以看作在一种贫瘠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对于自由与个人的双重误解，是某种先天营养不良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范美忠像是被大石头压了许多年，以至他只能看见大石头给他带来的狭窄天空。

关于自由，加缪也远非仅仅停留在《局外人》的视野上面。五年之后的1947年，加缪提供了他的另一份答卷——《鼠疫》。这是一部同样在冷峻的外表之下激情四射的小说。写作这部小说之前，加缪因肺部疾病在法国南部疗养，不幸赶上德军入侵被困于当地，一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而被占领区的人们，如同中世纪闹鼠疫的城市一样，过着一种与世隔绝、饱受折磨的日子。小说取名《鼠疫》，便是从这种绝望处境出发，虚构了一场特殊灾难的情境，来检视人们于其中行为、他们的自由和承担。在今天阅读这部小说，不仅在于它也是关于灾难时期的人性，而且其中也贯穿着对于流行“英雄主义”的质疑和对话，这与范美忠以及我们所有人关心问题非常接近。

大灾难面前——尤其是那种朝不保夕的大灾难，人们也有可能放纵自己，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加缪的笔触并没有放在这些人身上，而是在那些自愿组织起来进行抗争的人们身上，他们甚至忘掉了自己身处的危险，体现了人类的信心、尊严和秩序。但是加缪完全不想把这些人往高里拔，他在小说中特地加了这段议论：“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令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鼠疫》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而由范美忠给我们揭示出来的，是否也正好是这样一个“真理”：在多年不切实际的“崇高主义”教育之后，人们更愿意承认甚至公开标榜——自私和自我中心，才是人们行为更为深刻的动机和动力。

加缪不同意这种在人性的深处，“恶”一定多于和大于“善”的想法。那些被人们视为英雄的举动，并不专属气概山河的大人物，而是能够从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那是从他们的环境中自然生长起来的东西，属于他们自己脚下的土壤，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属于他们自己原本的思想感情。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原来的根基，将自己嫁接到别的什么地方或一整套意识形态上去，而是始终扎根于自身。因此即使牺牲生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自然而然而非故意作出什么。

医生里厄是这群人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顾，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自己对此有一个解释：“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第158页）当别人反问“实事求是的意思是什么？”医生回答：“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他的本分工作则是“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这一点范美忠应该会同意了，因为他反对存在所谓崇高的职业，崇高是别人赋予的。这位医生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崇高的而是日常的，他将自己在鼠疫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是日常工作的延伸，他于是在日常光线中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在里厄周围工作的有前自杀者科塔尔，他把自己吊在一根绳子上之后，用红笔在门口写道：“请进来，我上吊了。”鼠疫发生之后他却不畏危险，尽管他的理由有些奇怪，这里不去说了。还有那位可怜巴巴的市府职员格朗，他原来的工作是登记户口。鼠疫之前此人的妻子突然不辞而别，他始终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于是他就开始写一部有关游走的女骑士的小说来思念她。当他为“骑士”所经过的是“花径”还是“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的措词弄得头晕脑胀时，他在市府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但是一旦晚间回到医生给他准备的办公桌上完成各种统计数据时，他就会暂时忘掉了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作者认为如果要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一个英雄形象，那他就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是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貌，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决不是之前”。

那位宣扬“神正论”的神父帕纳卢，他先后用“集体惩罚”、“天主恩惠”以及最后的选择来恐吓人们，这些对于医生来说如同呓语。里厄不能将对一个年幼女孩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解释为“恩惠”之类，但是他俩却在挽救生命的共同工作中紧紧结合起来，用医生的话来说是 “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还有塔鲁，他是这场民间自救的最早发起者。这是一个不能用三言两语说完的人物，一个发现了死刑支撑着这个世界并因此痛苦不堪的人，从此决定永远站在失败者一边，永久地宣判对于自己的流放，而宁愿让“其他人来创造历史”。  他同时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认为“一个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不过，要是他因此就不再爱任何别的东西了，那么他进行斗争又是为了什么？”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小说中也有一位“局外人”，那便是记者朗贝尔。他是因为工作偶尔来到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灾难仿佛不属于他。因而在很长时间之内，他一心一意只想弄到一张出城通行证，能够马上回到他思念的爱人身边。他向医生恳求提供一张健康证明，被拒绝时他谴责医生只理解抽象的人，而他的爱人、他的爱则是具体的。但是当他后来弄到了这样一张通行证，他能够“自由”地离开，即将与苦苦思念的爱人团聚时，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下面是他与里厄、塔鲁之间的一场谈话：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末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到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当然，一个人有他选择离开的自由，但是同一份“自由”包含了他自由地选择留下，自由地加入到周围人们当中去，与他们休戚与共，与他们一道分担。在很大程度上，重返我们所属的社会共同体，重返我们的公共生活及政治生活，更加体现了今天我们所争取的自由的含义。

顺便地说，再次阅读加缪，不免令人感慨万千地想到——年轻时及时读到《局外人》是幸福的；及至年长，又有《鼠疫》在精神上同行，则同样幸福，甚至更加幸福。而加缪在完成这两部作品时，还不到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