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思想

◎黃國峻

　　 啟稟母親大人：
　　
　　 媽，我沒事，請不要再來這裡探望我了，否則人家會以為我們是「老少配」，那會讓我很難堪。還有，不要再送煎餅來了，被護士恥笑只會讓我的病情更嚴重。
　　
　　 醫生建議我用寫信來抒發情緒，所以我是被強迫寫這封信的。決定寫給妳，是因為我和朋友之間沒有寫信的習慣，他們認為信太正式了，往往會為了可讀性而言不由衷，我們這一代比較喜歡用講電話的方式溝通，一句來一句去，有一點像戲劇，我們沒有意識到「表達」是什麼，沒有特定的方式或時間，因為隨時都在表達。例如我的酣睡表達出了我的疲倦，我買的低腰牛仔褲訴說了我的自卑，我吃的零食顯示著我對孤獨的藐視。總之，其實我並不想寫信給妳，媽。
　　
　　 我本來是寫給六姨媽，但是她在國稅局上班，我在信上會忍不住一直批評財政部長的政策和髮型。我很感謝阿姨，她以前常鼓勵我去玩搖滾樂，也許她有嬉皮的靈魂，想要藉我來達成夢想。可是沒辦法，我才要去上第二堂電吉他課，沒想到吉他老師就在家中開槍自殺了，享年二十九。後來學費雖然有退還，但是錢還是全花在參加葬禮的西裝上。我告訴阿姨，也許音樂只是個夢想，而且多半結局只是夢遺，很感傷，這妳不會了解的。
　　
　　 目前醫生正在教我：如何看見事件的光明面。他讚美我的憂鬱症非常有詩意，具有一種奧地利式的虛無美學，還說我的自卑感充滿了存在主義色彩的傾向。妳見過這樣安慰人的嗎？他甚至讚美住我隔壁的鐘樓怪人，說他的歪嘴邪眼很有個性，說他的駝背背負著人類的罪孽。我覺得根本是胡扯，他們只是想藉著我們這些精神疾病來不斷擴充醫學的領域，他們甚至認為「解放神學」顯然是大腦先天缺乏某種傳導物質所引起的幻覺，老天，反對這個說法的哲學家們為了辯駁，到現在還在想辦法弄懂一堆醫學專有名詞。
　　
　　 瘋狂是自身的一部分
　　
　　 媽，我現在不想自殺了，因為我很怕被別人亂解釋我的死因，我認為葬禮完全被活人利用了，是對死者很沒禮貌的打擾，硬是要搞得迎合某種核心價值。我寧願自己的屍體被獅子吃掉。所以，媽，別再打毛線背心感動我了，我沒事，否則再擔心下去，反而換妳得憂鬱症了，妳應該試試去學交際舞的。我前天認識一個躁動症患者，他是一個拉丁舞老師，他整天都很興奮，抓著護士就不放，一下跳森巴，一下跳恰恰，搞得護士們差點重演歌舞片「萬花戲春」當中幾個經典場景。醫生為了抑制他的興奮，一直播放二次大戰紀錄片，和柏格曼的電影給他看。
　　
　　 另外，護士把不少抗憂鬱的藥，偷偷加在巧克力奶昔中給我喝，結果現在我雖然心情愉快多了，不過同時我的體重也胖了二十幾磅。這一胖，讓我更憂鬱了，而且我開始有疑心病，一直懷疑人家怎麼做就是在治療我，認為人家是瞞著我，並且，我一想到自己是個要靠藥物（與治療）才能快樂起來的人，我就快樂不起來，既暴飲暴食又不吃不喝，搞得我的胰島素像台幣匯率一樣波動。媽，我想也許我的瘋狂並未消失，但是我已經能接受瘋狂是自身的一部份這個事實了。
　　
　　 有時我很好奇你們以前所過的苦日子，到了我們這代真的結束了嗎？艱苦教妳知足，光是賞月看星星就能歡度約會的時間，但我的女朋友才不信那套，她唯一欣賞過的免費景象是火災現場，她覺得消防隊噴射的水柱很煽情、很浪漫。媽，妳要同情她，因為她的大腦被染髮劑中的化學成分腐蝕了，而且我不能勸她別染了，因為她認為：如果她沒染髮，而我還會喜歡她，那她就會認為我沒眼光，很遜。反正妳不會想了解這種事的。
　　
　　 所以妳現在知道我為什麼不想和她結婚的原因了吧。我認為婚姻和當兵沒有什麼兩樣，都一樣要按時歸營，一樣要服從長官，一樣要……跑五百障礙（指去大賣場購物），唯一不同的是，當兵是白天出操，結婚是晚上「操出」。抱歉，我不是故意這麼放肆，妳知道，婚姻失敗比單身更難受。現在的離婚率大概有百分之……天曉得，也許跟金融大廈的樓層數一樣高，值得欣慰的是，其中有不少人是多次離婚的。這不是重點，我有一次和女朋友玩一種新式的接龍遊戲，規則就是：我說出一個好萊塢女明星，對方就要接上，哪個男明星在銀幕上和她接吻過。
　　
　　 我要說一個卡夫卡式的故事
　　
　　 「薇諾娜瑞德，上帝保佑。」我說。
　　
　　 「伊森霍克，那部叫什麼bite，有沒有。」她回答。
　　
　　 「葛尼斯派特羅，那部叫great什麼的。不，等一下，她和太多人接吻過了，我要換一個，烏瑪瑟曼，不只銀幕上他們私下也接吻。」
　　
　　 「還不是一樣，反而更好接。勞勃迪尼洛，那部mad dog and誰有沒有。」
　　
　　 「簡直送分，好吧，回敬妳。莎朗史東，casino對吧。」這個遊戲玩到最後，我們發現，整個影劇圈的人全都互相接吻過，有的甚至和海豚接吻過。這正反應出整個現實中兩性關係的狀態，沒有長久容忍這回事，任何人都會為了玩伴女郎或健身教練這類人，暫時把戒指拔下來的。
　　
　　 沒錯，家庭的價值是無法取代的，但自由也是。妳不就是為了我的成長被關在家裡一輩子嗎，也許妳覺得這樣很安分；沒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我認為「家庭」的形式在改變，只要覺得哪裡像家，哪裡就可以是家，這樣說也許是我的頭腦有點一氧化碳中毒，但仔細想想，誰又不是呢？
　　
　　 我要說一個卡夫卡式的故事：一個外科整形醫生，他把一個醜人變得很漂亮，結果從麻醉中醒來時，她突然認不出這是自己，而且她的朋友與家人都拒絕相信她是從前那個人，於是大家報警把她抓起來。在受不了重重逼問下，她竟然承認自己殺死了那個人。這就是我要說的，人生是荒謬的，而且觀眾本身又是劇中的另一個演員，一切都是錯亂而卻又恰如其分。
　　
　　 媽，妳是個好人，有時候我真希望我們不是一家人，這樣我會更容易與妳溝通。說這些，只是想讓妳知道，我一切平安，真的不要擔憂，我會再寫信的。補充一點，前天有一個護士幫我注射藥物時，居然批評我的屁股太扁，針很難打，老天，她可能現在正在休息室和同事嘲笑我的屁股，我可能永遠沒辦法約會了，接龍遊戲玩到我這裡就斷了，所有人都在看著我，真糟，我得趕緊找個人接吻才行，當然這只是個比喻。就寫到這裡，可以嗎？祝福，兒子敬上。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9] 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mworks/mw-onlinecourse/political/index.html

    大家何以要對這個社會相對來講較弱勢的伸出援手？因為邏輯上，可能對大家來講，受過高等教育，以後出來面對的失業率是前所未有的高，然後也是清貧時代，碰到經濟不景氣，可能就躲在研究所裡頭、或是延畢，可是相對很多階層來講，基本上大家還是比較強勢的、是主流的，可是我們不會永遠都是強勢、都是主流，很現實地想，不知道哪一天改變，我們也會是獨居老人，也會是佔有社會福利被人家嫌惡……我們也可能會變成那樣的人，誰都有可能一夕之間你就不是這個社會佔有優勢的人，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是不是要很現實地考慮及早做一些互相之間的連結呢？我剛才說要舉的強烈、誇張的例子是要舉納粹之後一個德國人的反省，德國人對納粹的反省，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標準的日耳曼人，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的那番話是標準的描述了納粹那樣的一個過程和結果，他說：「當納粹在追殺共產黨徒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徒，我為什麼要幫他們說話？我甚至是反對他的。當他們在追殺猶太人的時候，我也沒有說話，反正我是日耳曼人，猶太人也滿討厭的，我幹嘛要幫他們說話？」當然這些是我附加的，有些註解是我自己加的，他的話是很簡單的：「當他們追殺共產黨徒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徒；當他們再追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當他們在追殺工運份子（類似像鄭村祺這種黨工身份）的時候，我也沒說話（因為我不是這個身份）；當他們在追殺基督徒的時候，我也沒說話，因為我們的信仰並不一致。等他們有一天來追殺我的時候，我希望有人來幫忙。」沒有了，他們那個時候都不在了！我其實不想講一個這麼訴諸於利益的，我希望可以講比較訴諸於道德的，我們可不可以有的時候，把我們的目光或把我們的手及於一些相對來講是弱勢的呢？有朝一日基於種種因素我們也變成弱勢的時候，我們希望強者來幫我、希望有資源來幫我……不可能的！因為你的默默開始不說話，這個社會已經走向非常冷酷、非常邊緣、非常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到那個時候，你還希望有人很溫暖地能夠聽到你的聲音、照顧到你的基本生存的時候，那樣的一個生冷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基於自己的利益或是道德的考量，大家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其實我都覺得應該，要是大家在某種程度上不能稍微多做一些什麼的時候，我們就不要去怪這些還在為基本生存競爭的人他們應該怎麼樣做，因為從來握有最多強權強勢的人，他們不可能是自動能夠做出什麼的，不在被逼迫的狀態下，他們是不會主動做出什麼的，所以某種程度弱勢不幫弱勢的話，是不可能會有任何的機會。我只是覺得作為一個公民社會，要是大家都某種程度上，不一定是跟你的行業、利益有直接關連，大家都能有所連結、有所付出、關注，我覺得這樣一個牢牢的、很成熟、厚實的公民社會，那種所謂政治的改朝換代，藍的換綠、綠的換藍，好的換爛的、爛的換更爛的，那些種種都只是一個小政府的事，都只關他們只會做爛那一塊，跟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不會影響這麼大。我覺得其實這些年，台灣已經考驗出來，不是要講政治立場，是要講一個我自己跟政治的一個態度，我覺得是因為相對來講公民社會還是不夠成熟，所以我們才會輕易地就讓政治力給滲進來，用各種的剛才講的南北也好、藍綠也好、階級也好，有各種想像不到的分法，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不夠緊密、不夠成熟，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好多身份、好多面向，我們怎麼甘於只被政治那一塊來當場就指定成不同的人呢？事實上，我們還有好多好多…可能我跟一個人有相同的地方，像盧非易剛才講的那一塊認同或認異一樣，可能我們都是政大的學生，我們的生命經驗、我們從小就處在同一個時代，我們都喜歡同一個導演的電影，我們都喜歡同一個樂團，我們都看過同一種漫畫，我們有這麼這麼多的一樣，我們可能同一個宗教，甚至你我是情人，所以共同分享一段感情…可以就這麼複雜的一個網絡，可是輕易地就讓政治判別你的藍的、你是綠的，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還是一個不夠成熟的公民社會，我覺得剛才講的這些種種的關懷、連結、種種的結盟，都有助於就讓政治這一小塊如果做得好當然很好，如果做不好，也危及不到我們的社會，因為社會才是永久的，政權、或是一個人的政治、或是一個國家某種程度來講都只是一時的，人的社會才是長久的，這大概是我的一個想法。

转自：  朱天心談一本小書的誕生：《獵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