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思想

这是以前为一本《关键词》的书所写的一个词条，字数有限，很多问题没展开，就当科普版吧。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是近年来继“后现代主义”之后流行于欧美学界，并扩散到亚洲地区的一门新兴的学术领域。佷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极为庞杂，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特点。具体到狭义之“文化研究”的建立，则可以追溯到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创使人之一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文化”给出了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指“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分析就是对所谓人类永恒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文化分析是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最后，则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1）“经验”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这种为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威廉斯称作“感觉结构”。威廉斯的这个感觉结构的概念对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干将汤普逊、霍加特、包括威廉斯本人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的文化研究著作确实试图去描述、勾勒出他们在其中成长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感觉结构”。

据乔纳森·卡勒的看法，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血统具有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的色彩。结构主义认为应该对文化实践的规则或程式加以描述。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是一部关于文化研究的早期著作。这部著作分析了法国的葡萄酒、牛排、摔跤运动、洗涤剂广告、儿童玩具等等，通过对这些对象的解读，巴特试图揭示出那些在文化中看似自然的东西，其实是基于偶然的、历史的原因。巴特调查了各种文化实践，从高雅文学到流行时装。“他的例证促进了对各种文化形象的内涵进行解读，并对社会如何促成文化独特的建构进行分析。”（2）

显然，文化研究的两个起源有着不同的研究路向：“一种分析家的愿望是把文化作为一套标记符号和与人民利益脱离的实践来分析，并且创造出人民逐渐接受的愿望；另一种分析家的愿望是在通俗文化中找到价值观的权威表述。”（3）这也就是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之争。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描述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于文化功能与结构的不同看法。早期的伯明翰学派强调文化是个人的经验，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而在结构主义看来，主体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被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它是一套隐蔽的观念体系，人们常常根据这种观念体系来感知、想象这个世界，在意识形态的镜像中认出“自我”，并被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召唤为“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已经是被“异化”了的。

就象威廉斯过份强调了“经验”，阿尔都塞同样过份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似乎除了束手待缚，别无其他反抗的可能。汤姆逊批评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斯主义实质是一种新的神学。“人类不复是历史的主体，不复是历史的意义和归宿。意识形态占据了它留下的位置，成为历史的最终主体，而屈服于它的个人就此失去了自身的任何目的、计划、意志和理性。”（4）正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这种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象阿尔都塞一样，并不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虚假意识’，而是看作一切社会构形必不可少的方面。但同时他又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同人类的主观意图和实践截然分割开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5）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霸权”的概念对文化研究有重大的影响。他将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而主要是依靠他们牢牢占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指出，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总是一个过程和斗争的结果。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协商，调停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它成为了一种从不同阶级锚地取来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的联合。”（6）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到了文化结构中的差异、矛盾、妥协、混杂，从而启发人们不把意识形态视为一僵化固定的实体，而是充满裂缝的动态的组合，同时在这个意识形态的联合体中，性别、种族等范畴也是必须包含进来的考量因素。

相对于以往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所谓“经典”的精英文学，大众文化、尤其是传播媒介所生产的大众文化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大众文化的生产命名为“文化工业”，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谁化、操纵性、控制性的特征，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阻碍了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发挥，削弱了人们的批判精神。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英国的文化研究显示出了不同的立场，他们对大众保持了更多的信赖、同情和理解，强调大众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时的主体能动性。这一传统为新一代的学者费斯克所继承，费斯克认为，“民众可以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生产出意义和快感，这种快感不仅是逃避，它自身就是对一种新的意义的探索和诠释，就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的抵抗。”（7）总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要复苏通途文化，使其成为人民的表述，或者为群体的文化扬声；另一种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压，形成了压制性的意识形态。”（8）

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文学研究有什么影响？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它将把文学研究带到哪个方向？按照乔纳森·卡勒的概括，现有的关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方面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两大议题：1、什么是“文学经典”？2、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的方法。

在乔纳森·卡勒看来，对“经典”的研究并没有消失，相反，文化研究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研究角度。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有色族群、边缘群体的著作进入了文学教授的研究，扩大着“经典”的范围。“政治正确”是否损害了“经典”的评价标准？乔纳森·卡勒指出，“杰出的文学价值的标准的实际应用在历史上就一直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包括种族的和性别的非文学标准。”此外，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是不是把某一种文化的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好象只有它们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9）

对文学研究受文化研究影响的另一个担忧是：它是否会再度放弃对文本的精微解读，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对文本意义错踪性的探讨让位于社会结构“同一性”的说明。卡勒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踪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10）因此，文学研究如果还坚持是“文学”的研究，它就不能放弃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不是要取消文学对文本和形式的关注，而是密切注意文本、形式、意识形态之间隐蔽的勾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研究考察的正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也已异军突起，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由于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公众生活越来越紧密的缠绕与联系，一些关注当代现实、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开始寻求一种能够更为有效地介入社会发展但又保持理论反思深度的学术方式，文化研究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学术工具与理论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中国学者又有了一个可以追赶的学术潮流，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所开辟的思想场域，中国学者完全可能针对国内复杂的社会现实提出切己的“中国问题”，对之作出自己的解答，开创出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

（1）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7页。

（3）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8页。

（4）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5）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6）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7）       罗钢 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8）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8页。

（9）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52页。

（10）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第54页。

一个著名作家曾经回忆起当初阅读福楼拜《一颗纯朴的心》的奇怪情景——这篇小说仿佛“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我不是捏造，曾经有好几次，我像野人似的，机械地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仿佛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猜透魔术的方法。”[1]许多读者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一批富有魔力的作品：或许是一首短诗，或许是一台戏剧，或许是煌煌数卷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可能令人涕泗滂沱，也可能令人乐不可支；可能催促人们重新思索人类的历史和命运，也可能成为启蒙一代人的号角。这些文字印刷符号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为什么一篇哲学论文、一本物理学著作或者一份公文没有这种魔力? 文学阅读制造的审美欢悦通常被称之为“美感”。这是文学理论持续研究的文化之谜。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名著《西方正典》之中抱怨，“文化研究”名义之下众多时髦的学派正在放弃审美欢悦而仅仅关注阶级、性别、民族以及国家利益这些远离文学的外围问题。也许，必须重申一个简单的事实：无视美感的存在不啻于无视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文学并非社会学或者历史结论的简单翻版——尽管这两者无一不是文学研究的参考资料。但是，现今的多数文学理论不再倾向于认为，美感来自某种浪漫主义天才的特殊能力，或者是某些神秘的心灵才可能拥有的异常秉赋。相反，美感制造的内心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能量必须而且可能得到多维度的解释。考察诸多因素如何成为美感内部的文化密码，处理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现今文学理论的重要使命。
许多理论家业已意识到，文学提供的生动形象肯定是攫住读者的首要原因。当然，这些形象不是孤立零散的碎片。从各个人物的肖像、言行举止到山川草木、街道楼宇，种种形象逐渐汇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自足的世界如此迷人，以至于众多读者心甘情愿地被一步一步诱入，如痴如醉而不能自拔。无论是意象、境界、气韵还是人物性格、曲折的命运、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活跃在文学内部的形象独一无二，栩栩如生，仿佛有自己的生命。某些时候，文学人物会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性格一意孤行，做出一些“民族”、“国家”、“阶级”这些社会学的大概念无法清晰地解释的举动；另一些时候，读者还可能遇到一些超出常识的描述，例如“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或者“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文学的奇异之处不仅带来了读者的美感，而且，形象的特殊、个别、感性时常突破了各种观念对于生活的固定阐述，显示出另一些被忽视、被压抑、被遮蔽的内容。古往今来，文学由于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而成为长盛不衰的文化门类。通常，读者不可能在马路上遇到林黛玉或者哈姆雷特。他们如此熟悉的人物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仅仅存活于文学著作之中。鲁迅谈论自己的小说时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2]虚构是作家的巨大特权。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证，英文“虚构”(fiction) 一词包含了双重涵义：一方面是想象；一方面是纯然虚构——有时是刻意的欺骗。[3]生活之中的谎言常常遭受严厉的谴责，然而，文学想象的虚构享有道德豁免权。作家可以虚构一个奇特的人物，虚构一次罕见的遭遇，也可以虚构明月清风或者烟雨空的诗意。虚构显然是真实的反面，但是，虚构并未破坏真实感——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可以得到感官和常识的证实。尽管《红楼梦》的大观园纯属乌有，但是，这里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某些时候，读者也可能遇到《西游记》或者《百年孤独》这些具有魔幻风格的作品。有趣的是，读者的真实感并未摧毁。那些高踞云端勾心斗角的神魔以及种种奇异的事迹没有产生难以置信的陌生。必须承认，虚构是文学征服读者的重要手段。
读者之所以拒绝谎言而欣然接受文学的虚构，后者肯定保存了某些重要的内容。谎言伪造世界，文学的虚构企图显现隐藏于各种琐碎表象背后的世界。首先，虚构可能使文学形象更为饱满、精粹。无论是堂·吉诃德、安娜·卡列宁娜还是阿Q，这些人物的强烈性格以及他们曲折的人生遭遇，均超过了同类人的平均数。如果作家仅仅会一笔一笔地给日常生活记流水账，各种生活真谛或者命运的奥秘只能混杂在尘世无数微不足道的事务之间。虚构就是打破所见所闻的局限，进一步想象另一个浓缩的世界。虚构的权力赋予想象巨大的自由。作家不再按部就班地爬行在生活的表象。他们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也可以潜入一个人的内心，揣测那里发生了什么。虚构不能凭空而行，既有的生活材料提供了虚构的契机；想象启动之后，形象按照作家的意愿开始重新组织。如同一种奇特的炼金术，成功的文学虚构制造出的形象体系远比日常生活集中、凝练、扣人心弦。所以，读者常常发现，几百页的文学作品可能演绎了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甚至短短的几行诗句就托住了生活的重心。如果说，许多历史著作已经不乏人物和形象，那么，文学所提供的人物和形象更富于活力，更善于打动人，而且表述了更多的历史内容——因为虚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4]
当然必须承认，虚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种心理学的意义。一个失意者可能短暂地虚构某些故事或者某些场面安抚自己，从而在坚硬的生活缝隙喘一口气。只要他没有愚蠢地将虚构认定为现实，各种小小的想象似乎无损于身心。然而，对于那些勤奋的作家说来，他们沉溺于想象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了对于日常生活的注视。日夜与一大批虚构出来的人物为伍可能发生什么? 这显然是心理学兴致勃勃地关注的状况。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导致怜悯和恐惧可以陶冶情感，歌德因为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解脱了自己的烦恼，福楼拜声称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普鲁斯特用小玛德兰点心作为记忆的引子，这些均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心理学案例。自从精神分析学派出现之后，虚构以及想象获得了另一种奇异的同时又影响广泛的解释。这个学派的理论家强调，许多人——作家尤其如此——的成长就是压抑的历史。他们的个人欲望不断地遭到了称之为“超我”的文明规范的清剿。这些欲望最初是恋母情结，后来可能泛化为异性的渴求，某些理论家可能还愿意添上死亡本能——总之，理性必须阻挡种种可能危及社会文明的欲望，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然而，精神分析学派发现，这些被压抑的欲望并未真正消亡；它们潜伏在无意识深处，成为主体内部奔涌不息的能量。人们的意识稍有松懈，这些能量就会伺机逸出，它们的表演形式可能是梦，可能是口误或者笔误，也可能是机智的俏皮话。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过于强大的压抑可能诱发精神疾病，相反，这种能量的升华可能转移成为创造性活动的原动力。阐述这个观点时，作家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重要例证。精神分析学派领袖弗洛伊德将作家的虚构和想象形容为“白日梦”。按照他的观点，文学毋宁说是未经满足的野心和性欲想象性的实现，文学形式无非是这些野心和性欲的乔装打扮。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对于读者，这些伪装有效地摆脱了表露野心和性欲产生的羞耻感。尽管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围绕精神分析学派的争议从未停止，但是，这个学派仍然声誉日隆，并且逐渐成为阐释文学与心理学的首选模式。
虚构、想象、欲望——作家的活跃内心必须凝定于哪一种具体的形式? 研究表明，语言体系是意识活动的组织。没有语言，亦即没有心灵，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作家说来，特殊的语言秉赋与强大的想象力形影相随。没有人可能读到甩开了语言结构的飘渺的想象。结构主义以来的理论倾向于认为，语言体系提供了同时也限制了想象的空间——心灵可以无拘无束地飞翔是一种错误的幻象，语言体系是心灵越不过的地平线。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从心理学转移到语言学是文学理论内部的一个重要动向。文学理论甚至出现了一种企图——将文学确认为一种专门的语言学。尽管这种企图在后结构主义出现之后就已式微，但是，文学存在某些独特的语言特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叙事、修辞、押韵、文类到众多作家纷呈的风格，文学研究对于语言倾注了许多心血。概括的意义上，乔纳森·卡勒总结了文学的五个重要的语言特征：第一，“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换一句话说，“这种语言结构使文学有别于用于其他目的的语言”；第二，“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把文本中各种要素和成分都组合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语言。”文学语言之中的声音和意义之间、语法结构和主题模式之间均可能产生和谐、紧张、呼应、不协调等各种关系；第三，“文学是虚构。”无论是陈述人、角色、事件还是时间和空间，虚构的语境导致许多微妙的变异；第四，“文学是美学对象。”这意味了文学语言的目的就在于自身——“认定一个文本为文学就需要探讨一下这个文本各个部分为达到一个整体效果所起的作用，而不是把这部作品当成一个旨在达到某种目的的东西，比如认为它要向我们说明什么，或者劝我们去干什么”；第五，“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叫自我折射的建构。”这就是说，一个文本之中回响着许多其他文本的声音，例如一批骑士小说之于《堂·吉诃德》，或者，一批浪漫小说之于《包法利夫人》。后继的文学之中永远包含了已有文学的折射。[5]如果说虚构是一种炼金术，那么，文学语言的五种特征如同形式的保证。在《结构主义诗学》之中，乔纳森·卡勒阐述了人们的“文学能力”。在他看来，作家与读者均具有一种“内含的知识”。这是他们文学经验的基础。这种“内含的知识”之于变幻莫测的文学犹如有限的语法之于无限的语句。乔纳森·卡勒认为，所谓“内含的知识”来自一批相对固定的文学程式。[6]具体地说，从文学语言的五种特征到叙事模式或者抒情文类结构，种种形式因素的持续训练规范了文学经验的潜在框架。虚构、想象、欲望的纵情表演无法逾越这些框架。
巴尔扎克的巴黎无法入住，《水浒传》里的英雄侠客无法降服街头恶少；唐诗宋词里的良辰美景如同镜花水月，合上书本就消失了。总之，文学提供的种种虚构的形象又有什么用? 实用价值常常是实利主义社会的首要准则。当然，实利主义价值观曾经遭到嘲笑。一些理论家觉得，没有理由提出如此庸俗的问题打扰文学。康德主张将纯粹的审美与实利主义分开，世俗的灰尘不该蒙上纯洁的美。另一些理论家宣称为艺术而艺术，现实城堡上的旗帜颜色与艺术无关。人们可以从这些主张之中觉察艺术信徒的虔诚，也可以从这些主张之中觉察贵族的优越感——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不必依靠文学争取什么。一些人以“无用之用”为文学辩护，但是，为什么不能改变问题的焦点呢? 重要的不是文学是否“有用”，而是现今语境之中何谓“有用”。足球或者篮球比赛肯定不能生产面包、钢铁或者守卫边疆、增添企业的利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为之痴狂呢? 的确，文学没有增添这个世界的物质，但是，文学阅读带来的美感改变了这个世界。
远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就已强烈地意识到美感的作用，只不过他表达的是显而易见的厌恶。在他看来，诗人可能挑逗读者诸如哀怜癖之类畸形的情绪，亵渎理性原则，摧毁男人的阳刚之气，这对于健全的灵魂和合理国度是一个重大的危害。因此，柏拉图威胁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无独有偶，中国的古代理论家同样小心翼翼地防范美感的能量。儒家强调的“诗教